远古时期，人类开始仰望星空，探索宇宙的奥秘，由此逐渐形成了对自然与宇宙的初步认识。在中国，尧舜禹时期是史前社会晚期的重要阶段，不仅在天文学上取得了显著成就，还孕育了富有哲理的宇宙观与哲学思想。这些思想不仅奠定了天文学和历法发展的基础，更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延续与繁荣。

早在公元前24世纪的帝尧时代，中国古人已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天文观测。据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：“乃命羲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。”这表明，尧舜禹时期已有专门负责天文观测和制定时令的官员。他们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，制定历法，帮助农业确定播种和收获的时间，以满足社会对时令的需求。

在尧舜禹时期，古人不仅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，还以28宿和北极为基准，建立了赤道天文坐标系统。这一系统使天文观测更加精准，并为后世的天文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。同时，他们还发明了诸如圭表、漏壶、浑仪、简仪、水运天像台等天文仪器，积累了大量连续的观测记录。

到三国时期，中国已编制了一份涵盖283个星座和1465颗恒星的星表。史书中还记载了丰富的天象记录，例如公元前687年的流星雨、公元前613年的哈雷彗星、公元前32年的极光、公元前28年的太阳黑子，以及公元134年的超新星。这些记录不仅为天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，也展现了古人对宇宙探索的热情。

尧舜禹时期，古人对宇宙的认识逐步深化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宇宙观。在古代中国，宇宙被视为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体。战国末期的尸佼曾明确指出：“四方上下曰宇，往古来今曰宙。”其中，“宇”指东西南北与上下六合的三维空间，而“宙”则涵盖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维度。这一定义揭示了宇宙的本质，为后来的宇宙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
东汉时期，张衡提出了“宇之表无极，宙之端无穷”的无限宇宙概念。他认为，宇宙无限广阔、没有边界。这一观点突破了古人对宇宙有限性的认知，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开辟了新的思路。

除了无限宇宙的概念，古人还提出了多种天地结构模型和宇宙生成理论。关于天地的结构，古代有三种主要模型：盖天模型、浑天模型和宣夜模型。盖天模型将天地比作一把左旋的大伞，笼罩着一个倒扣的盘子；浑天模型将天视为一个附着有众天体的球壳，围绕极轴旋转；宣夜模型则认为天体自然漂浮于虚空之中。这些模型虽各有特色，但都试图解释天地之间的关系。

关于宇宙的起源与演化，古人也提出了许多理论。《老子》认为，天地万物由“道”而生，主张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。《易传》提出万物起源于“太极”，认为“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”。南宋的朱熹则提出“元气旋涡”学说，认为宇宙起源于元气的旋转和摩擦。这些理论虽立足点各异，但都旨在探究宇宙的生成规律。

尧舜禹时期，古人不仅探索宇宙的客观规律，还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。他们认为，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，与天地万物相互依存、彼此制约，因此提出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。

儒家与道家都对“天人合一”有深入阐释。儒家主张顺应天命、遵循自然规律，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他们强调道德修养和礼仪规范，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达到“与天地同德，与日月同光”的境界。道家则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共生，提倡无为而治、顺应自然，主张放下执念，回归本真，以获得内心的自由与解脱。

这一思想也贯穿于社会实践中。例如，在农业生产中，古人依据天文观测和历法安排农时，从而提高了产量；在宗教信仰中，古人通过祭祀和祈祷祈求天神的保佑，以维持社会的安定与繁荣。这些活动不仅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，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和谐。

尧舜禹时期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相辅相成。一方面，宇宙观为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，例如无限宇宙的概念和天地结构模型为儒道等学派提供了认知框架；另一方面，哲学的发展也反过来推动了宇宙观的深化，例如儒家强调的道德修养推动了人们对价值与行为的反思，而道家对自然本原的探索则启发了对宇宙规律的进一步理解。

在这一时期，宇宙观与哲学思想的交融不仅推动了天文学和历法的进步，也为中国文化的繁荣注入了深远影响。这些思想不仅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，还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观。

尧舜禹时期作为史前社会晚期的重要阶段，不仅在天文学上取得了辉煌成就，还发展出了独特的哲学思想。这些思想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智慧遗产，至今仍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带来启示与借鉴。